编者按
呼伦贝尔具有多民族聚居的独特地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生动展现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的典型地域,为博物馆与非遗的融和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2025年第二期《北疆文化研究》刊发《非遗活态保护与博物馆传播的张力与融和——以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为例》一文,探索提出博物馆与非遗的融和不仅体现了二者在保护理念与实践中的张力与协同,更通过创新展示手段与活态保护模式,为探索非遗保护的新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全媒体平台特转载此文,以飨读者。

《非遗活态保护与博物馆传播的张力与融和
——以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为例》
在当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背景下,非遗与博物馆的深度融和不仅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丰富了博物馆的内涵与展示内容。创新作为推动博物馆与非遗融和的关键动力,促使博物馆积极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充分发挥其社会角色。国际博物馆协会新版博物馆定义中明确“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集、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这一新定义体现出非遗已成为博物馆保存与传播的重要对象。传统上,博物馆被视为静态文物的收藏与展示场所,但随着“新博物馆学”和“后博物馆”概念的提出,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博物馆的传承功能有所扩展,开始涉及活态文化。“后博物馆”概念打破了博物馆与文化之间的传统关系,强调展览的全过程,取代了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模式,提倡多元视角与动态参与。在这一背景下,多样性、包容性和社区参与成为21世纪博物馆实践的核心特征,而非遗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新的实践范畴。因此,非遗与博物馆的融和不仅推动了博物馆角色的转变,使其成为保护非遗的活态工具,还为探索非遗保护的新方法提供了可能性。如今,博物馆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与展示场所,同时也是非遗保护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并能够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非遗的国际传播。呼伦贝尔具有多民族聚居的独特地域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生动展现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的典型地域,为博物馆与非遗的融和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博物馆与非遗的融和不仅体现了二者在保护理念与实践中的张力与协同,更通过创新展示手段与活态保护模式,为探索非遗保护的新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非遗与博物馆的双向创新发展
中国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多年来,在非遗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并持续探索创新发展的路径。随着非遗保护主体的日益多样化,社会服务机构和公共文化机构也积极参与非遗保护实践,进一步提升了非遗的传播力度。博物馆作为保存历史文物的传统机构,同样在非遗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约》操作指南明确指出,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能包括收集、记录、建档、保存、提高公众认识以及对亟需保护的非遗名录和人类非遗代表性名录的宣传;同时博物馆对非遗保护和管理的贡献也被纳入《公约》全面成果框架的评估要素。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进一步强调,要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鼓励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开展非遗培训、展览、学术交流、公共教育等活动”。然而,传统上以保存和展示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既面临机遇,也遭遇挑战。国内外博物馆在非遗保护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例如开发文创产品、开展美育教育与研学活动、推动数字化创新、采用叙事化展示方式、优化展陈设计以及组织传习活动等,如希腊希俄斯岛的乳香树文化则通过交互式投影映射和故事讲述技术在博物馆中传播非遗。
在国内,呼伦贝尔博物馆在文化外宣中面临准确翻译文化负载词和鄂温克族民族特色词的挑战,扎赉诺尔博物馆与吉林大学民俗学与非遗团队共同开发了自然生态、历史非遗、科学技术等模块的研学课程体系;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第二展馆则通过现代三维技术,以动画的形式展示夏朝到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史。20世纪末以来博物馆的实践理念逐渐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强调博物馆作为“思想、社区故事和叙事”的载体。这些理念和实践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新的张力与创新方向,同时也引发了对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多重角色的思考:博物馆能否成为社区、群体和个体的积极合作伙伴?其实践如何有效支持非遗的代际传承?这些问题为非遗与博物馆的融和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一)双向共生的非遗
国际博物馆理事会第七届亚太地区大会通过的《上海宪章》强调,博物馆应“创立跨学科、跨行业的方法,使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的遗产融为一体”。这一倡议凸显了非遗与博物馆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非遗不仅强调与物体、纪念碑和文化空间相关的口头和活态实践的重要性,还关注文物和文化空间中蕴含的人文元素。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非物质的实践、使用和解释获得意义,而非遗则依赖于物质形式得以显现。例如,口头传统转化为档案、清单、博物馆藏品以及音频或影像记录等物质形式。这种转换是相互依赖、双向共生的联系,而不是对非遗的“冻结”。非遗的核心在于其无形的文化内涵。然而,无形遗产需经过物化和博物馆化,即转化为有形形式和脱离原生语境才能被博物馆保护,这可能导致无形遗产的固化和石化。
文化遗产的物质与非物质双重属性并非绝对割裂的。如纪念地、宗教信仰场所等有形因素同样承载着丰富的非遗内涵,体现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融和。为了实现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综合的方法要求通过三重路径来推进:首先,将物质遗产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以揭示其背后的非物质价值;其次,将非物质遗产转化为“物质性”,使其能够通过博物馆等机构得以保存和展示;最后,支持实践者以及技能和知识的传承,确保非遗的活态性和可持续性。非遗保护要求博物馆超越传统的收藏和展示功能,更全面地展示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特性,强调其传承和可持续性,而非仅仅将其作为物质文化遗产来呈现。
(二)传承与历史共续的非遗
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机构,往往通过静态的陈列方式呈现非遗,如展品、图片和文字的展示方式将非遗“定格”在某一历史瞬间。然而,非遗的本质是活态的,其生命力在于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和演变。这种静态展示与动态传承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张力之一。这种“冻结”现象不仅削弱了非遗的活态性,还可能使其脱离原有的文化生态,失去其作为活态文化的意义。随着非遗观念的普及,博物馆的角色逐渐从“收藏者”和“展示者”转变为“文化中心”和“社区论坛”,这要求博物馆不仅展示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支持文化的创新和再生产并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
此外,博物馆展示往往只能选取非遗的片段进行展示,难以呈现其完整性和文化背景。而非遗的活态保护需要在完整的文化生态中进行,非遗的活态保护需要动态的、完整的文化呈现。非遗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动态、全球化的视角,强调遗产的流动性,动态性和多样性,要求博物馆超越传统的静态展示模式,探索更具互动性和参与性的展示方式。这种动态展示不仅能够避免将非遗“冻结”在时间中,还能促进公众对非遗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推动非遗的永续传承。因此,博物馆在展示非遗时,需要在静态与动态、片段化与整体性之间找到平衡,以实现非遗保护与展示的双重目标。
(三)众力共参与的非遗
非遗的保护与博物馆的传统运作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主要体现在保护主体的差异上:一方面,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机构,其工作模式通常以专家为主导,依赖于学术研究、专业技术和制度化的管理: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保护则强调社区和传承人的核心作用,要求在其原生文化语境中通过实践和传承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博物馆的传统角色主要是作为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其保护方式往往以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注重收藏、研究和展示。这种模式依赖于专业人士的知识和技术,强调对文化遗产的静态保存和学术解读。然而,非遗的本质是活态的、流动的,其生命力根植于社区和传承人的日常实践和文化表达中。这种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理念,与博物馆以专家为主导的传统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张力在实践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当非遗被纳入博物馆的保护范畴时,往往会面临“去语境化”的风险。博物馆的展示和保护方式可能使非遗脱离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导致其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流失。如非遗的传统仪式、手工艺或表演艺术在博物馆中被静态展示时,可能会失去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活力。随着非遗保护理念的不断发展,博物馆的角色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博物馆不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而应进一步成为社区文化活动的“促进者”。因此,博物馆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和方法,从“专家主导”转向“社区参与”,通过与社区和传承人的合作,确保非遗的真实性和活态性得以延续。
二、全球遗产与地方实践
遗产具有双重特性,既被视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全球遗产,又对地方和特定社区具有特殊意义。《公约》则强调遗产的多样性和社区的参与权,将非遗视为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同时赋予地方和社区更大的话语权。这种全球与地方的双重属性不仅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还鼓励缔约国之间在保护理念和实践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与互鉴。
呼伦贝尔地区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区域,拥有丰富多样的非遗。呼伦贝尔地区已被列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多个门类。呼伦贝尔地区的非遗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等特点。蒙古包营造技艺、桦树皮制作技艺、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鄂温克驯鹿习俗、鄂伦春族民歌(鄂伦春族赞达仁)等都展现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多民族聚居和文化多样性为呼伦贝尔的博物馆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呼伦贝尔推出文化博览工程3年来,相继建设各级博物馆32座,已成为全国边疆地区拥有博物馆最多的地级市,平均不到8万人就拥有一个博物馆,超过了‘博物馆城’的标准。”呼伦贝尔博物院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下设多个分馆,包括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呼伦贝尔自然博物馆和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其中,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内设有专门的“薪火相传——呼伦贝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为非遗的保护与展示提供了重要平台。近年来,国内外博物馆在非遗保护领域展开了广泛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保护模式。
(一)非遗进博物馆:社区参与
非遗的保护措施多种多样,但无论采取何种类型的保护方式,社区的广泛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非遗保护的根基所在。“在国家层面上,确保社区的广泛参与是每一个缔约国的法定义务,而且对这些国家的非遗主管部门和保护机构当形成更大的约束力。”博物馆语境下的非遗保护同样离不开社区的深度参与,因为社区是非遗的创造者、传承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参与不仅能够确保非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还能够增强非遗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以巴塔纳生态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通过自下而上的主动性、社区制定并实施保护措施、社区自我管理等特点,成为“以社区为中心”的国际范例,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核心作用。博物馆的种类繁多,除了政府主导的大型博物馆外,还有个人博物馆、民众自发建立的社区博物馆等,但无论哪种类型的博物馆,社区的力量都应被视为核心力量。社区居民不仅是非遗的传承者和实践者,更是博物馆非遗保护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只有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博物馆与社区的互动过程中,知识产权问题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议题。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既是知识产权的使用者,也可能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因此,博物馆在使用非遗持有者的知识产权时,必须获得相关社区和传承人的明确授权,并通过许可协议等方式确保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博物馆在管理非遗材料时,还需充分考虑社区的参与权和利益分配机制。
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开展的“非遗在身边”活动就邀请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讲解希温·乌娜吉,从而保障了传承人的参与。其他非遗保护活动,如合欢扇制作、达斡尔族哈尼卡制作、呼伦贝尔非遗项目体验等主要由博物馆社教老师负责。这种现象表明,尽管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更好地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增强社区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博物馆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应更加注重与社区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沟通机制,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非遗保护的各个环节,从而真正确保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地位,非遗保护才能真正扎根于社区。
(作者:白娜仁 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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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
来源:《北疆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
美编:刘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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