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7月18日，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尼夫卡前线附近，乌克兰第28机械化旅的防空部队使用防空FPV无人机搜寻并拦截俄罗斯联邦的侦察设备。视觉中国/图
在俄乌战场的硝烟中，无人机在头顶盘旋，地面无人战车正隆隆逼近。
爆炸余烬里，两名俄军士兵绝望地向头顶冰冷的“鹰眼”屈服。据7月14日参考消息援引西班牙《阿贝赛报》报道，这一幕，被乌克兰军方称为“历史首次，俄军士兵在纯粹由机器人系统发起的进攻中投降”。
当宣传的迷雾散去，我们发现这既非首次，也非真正“无人”。这则乌方主动发布的战地视频，在展示战果之余，也表露了乌方征召无人武器操作员的意图。
不过，这起被推至台前的事件，依然折射出无人武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现代战场的格局与样式：传统的坦克装甲集群冲击战法，在低成本无人机的俯瞰下已难匿踪迹；步兵战术被彻底改写，大规模突击变为班组级渗透；后方的无人机“飞手”，其伤亡率也已超过传统兵种，成为被优先猎杀的高价值目标。
当机器大步迈向战场中央，人类战士的角色与价值将如何改变？人类对无人自主武器的“缰绳”是否还足够牢固？当杀戮被简化为屏幕上的按钮，我们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是否也随之消逝？
机器在战斗，人类在掌控
一则“无人机受降”的战地新闻，再次将未来战争的图景推至台前。
据参考消息援引西班牙《阿贝赛报》报道，7月9日，乌克兰第3独立突击旅通过社交平台“电报”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地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地面作战平台，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该通报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俄军士兵在纯粹由机器人系统发起的进攻中投降。”
人类士兵向无人武器投降，并非首次。
《舰载武器》杂志执行主编石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就有一批伊拉克士兵曾向美军的一架先锋RQ-2A无人侦察机举起白旗。这也被视为史上首次人类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的事件。
甚至在俄乌战场，人类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也并非首次。
例如，在2023年5月，俄乌冲突的巴赫穆特镇前线，就曾有过一名孤零零的俄罗斯士兵面对一架来自乌克兰第92机械化旅的小型无人机选择投降。乌方无人机投下一张纸条写着：“想活命，就跟着无人机走。”最终这名士兵跟随无人机，穿越火线，走向乌军阵地。
乌方宣称此次战斗“纯粹由机器人系统”发起进攻，实则不然。
事实上，该事件中的无人机和地面无人车，并不是完全自主感知作战。一位不便具名的退役大校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它本质上是钢铁傀儡，背后仍有一根操控之线。”
“无论是天上的无人机还是地面的无人车，其后方不远处都必然有一位操纵的士兵。他们通过机载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来掌握前线情况，并对无人装备进行精确的作战操控。”石宏表示。
“（战士）一旦丧失战斗意志，即便面对拖拉机，也可能束手投降。”上述退役大校表示，事件中的两位俄士兵表面上是在向无人系统投降，但本质是向其背后操控它的人类士兵，以及无人武器所代表的军事力量投降。
此外，在该事件中，俄罗斯士兵被俘的经过，也并非如同乌方所宣称的那般“纯粹由无人系统操控”。据乌军发布于“电报”上长达3分06秒的视频显示，在押送战俘的过程中（视频1分55秒处），明显有持枪乌军士兵参与其中。
其实这段战地记录视频，更像是一则精心制作的征兵宣传片。在视频最后部分，乌方士兵表示：“机器人在战斗，而掌控者是你，现在就加入吧！”
这句口号，清晰地揭示了乌克兰发布视频以及制造吸睛噱头事件的双重目的。它既是战术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征兵动员。
剥开宣传的外衣，回归战术本质，这次事件依然有其看点。
石宏表示，这次行动最大的亮点并非“投降”或“俘虏”本身，而是乌军地面无人战车与空中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在无数次血与火的交锋中，俄乌双方对无人装备的运用已炉火纯青。”《兵器》杂志执行主编肖宁也表示，经过数年冲突演进，两军已能高效组织各类无人武器装备，执行复杂协同作战，战术水平日臻成熟。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9日，乌克兰哈尔科夫，乌克兰42旅士兵在前线部署前对BC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测试。视觉中国/图
重构现代战场
无人武器已成为现代战场的主旋律，这种彻底改变交战双方的“生死逻辑”是如何运作的？
前述退役大校以哈尔科夫州利普齐的一场战斗为例，进行了“复盘”。2024年12月，该场战役中，乌军第13独立“宪章”作战旅在行动前，就运用实体沙盘与数字建模已精密推演了无人武器的行进、进攻路线及方案。
作战流程如同一部高效运转的杀戮机器，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空中侦察无人机率先定位，扫雷无人车清障，战斗无人车提供火力，自杀式无人车执行定点清除任务，后勤无人车负责伤员后送。
“俄乌战场上，无人武器，特别是无人机几乎已‘无处不在’。”石宏表示，无人武器从根本上重塑了现代战场的作战模式。
二战时期，大规模坦克装甲集群的冲击战法，在当前的欧洲战场中已难觅踪迹。究其原因，是大量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或称巡飞弹）对地面坦克、装甲车辆构成了致命威胁。在无人机的俯瞰之下，任何暴露在开阔地的坦克、装甲车辆都可能在瞬间被发现并遭到打击。
在无人机“鹰眼”的注视下，现代步兵战术也被彻底改写。“在俄乌冲突战场，连、排级的大规模突击都很少看到。取而代之的，是士兵间距拉大到数十米、以班组为单位的进攻。”石宏介绍。
为了减少暴露率以及被无人机攻击时的伤亡率，俄军甚至还将摩托车投入战场，用于步兵的快速机动。然而，效果却有限。在时速可达200公里的FPV无人机面前，越野时速仅几十公里的摩托车，无力为步兵提供真正的战场庇护。
当地时间2024年3月5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安全部门展示了一架新发布的“Sea Baby”无人艇“Avdiivka”。视觉中国/图
在黑海，无人艇正“以小博大”，深刻改写着海战规则。
乌克兰利用装载重磅炸药的无人水面艇，通过灵活的渗透与突袭，迫使俄军主力舰艇不敢轻易出海，从塞瓦斯托波尔一路退守至新罗西斯克等更遥远的港口。“海军舰艇的生命力在于机动作战，”石宏认为，“被困在港口，无异于靶子。”
而无人装备的这股浪潮，同样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军队传统的后勤保障。
传统后勤围绕“人”的吃、穿、用（弹药）开展。石宏分析，摄像头、导航模块等各类精密电子零件成为新的关键消耗品，如今部队还必须为海量的无人系统建立全新的供应、检测和维修链条。
随之变化的，还有无人装备操纵手的战场处境。随着无人机杀伤力大增，这些曾处于后方的技术人员，已成为敌方优先打击的高价值目标。石宏指出，在俄乌战场，双方的无人机“飞手”的伤亡率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步兵和装甲兵。
人类战士角色被重新定义
随着无人武器的浪潮涌入战场，人类士兵的角色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未来战场，亲临火线、直接交战的人类士兵或将显著减少。“两类人员的需求则会增加：一类是能够熟练进行远程操控的指挥人员，另一类则是庞大的技术保障队伍。”石宏表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无人车，其复杂的维修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实现自动化，必须依赖人类进行维修保障。”
在他看来，未来的战场图景是，机器负责执行最危险的“脏活累活”，而人类则退居幕后，专注于决策与保障。人类士兵的核心价值正从“肌肉”的较量，转向“大脑”的博弈。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6日，俄罗斯士兵试图击落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视觉中国/图
人类的角色在于如何更高效地指挥无人系统，同时抵御敌方的网络攻击，确保其控制权以防“叛变”。与此同时，许多传统作战岗位将被无人系统取代：火炮阵地可实现自动射击，而地面步兵和装甲兵的角色，也可能被无人战车接管。
军事专家傅前哨也认为，未来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武器的结合，或将从根本上改变着战争形态与军队样貌。他指出，人类士兵的角色将逐渐从一线的直接战斗员，转变为居于后方的监视者、决策者与控制者，甚至连作战计划的制定与具体任务的执行，未来都可能交由智能机器人承担。
届时，传统的战术训练，如射击、编组等基本技能的比重将会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无人装备操作的新科目，例如，远程目标搜索与定点打击。空军飞行员的职责也将演变，他们除了驾驶战机，更将成为空中“蜂群”的指挥官，负责管理和控制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编队。
当未来战场上直接交战的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机器间的对抗时，战争会变得更“文明”，还是更“冷酷”？
“只要战争的本质仍是人类之间的对抗，无论使用何种武器，都无法真正减弱其残酷性。”石宏表示，当无人系统的操作员远离前线，可能会削弱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杀戮的负罪感。当战场上血肉横飞的场面被简化为屏幕上的数据和光点时，按下攻击按钮就变得格外容易。
技术优势可能助长一种“赢者通吃”的残酷心态。当胜利来得越容易，胜利者对失败者生杀予夺的欲望就可能越膨胀，极易催生出对弱者生命的漠视。石宏警告，这种心态的背后有句潜台词：“反正，责任都可以推给机器。”
无人武器的“缰绳”
《日内瓦公约》的所有条款均以“人”为核心基石，因此，当士兵举手投降的对象变为一台冰冷的机器时，这一幕便引发了公众对其法律真空的担忧。
“当前战场上，所有无人装备仍由人类操控。”肖宁生动地比喻，无人机的摄像头就是士兵的“眼睛”，旋翼与车轮是其“双脚”，而挂载的炸弹则是其伸向敌人的“铁拳”。“士兵投降的对象，本质上仍是那名在后方操控一切的人。”肖宁表示，基于此，现行的《日内瓦公约》框架依然适用。
倘若未来的人工智能真能赋予武器自主的“决策”能力，届时，国际公约的真空地带或将才会出现。但事实上，关于是否应赋予无人武器自主作战能力的讨论还未尘埃落定。
“禁止机器自主决定杀人”这一原则，表面上是人道主义的道德防线，但其更深层的逻辑，是对“武器叛变”的恐惧。他分析，一旦赋予无人武器完全的自主决策权，就等于开启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在激烈的电子对抗中，敌方黑客有可能劫持其控制系统，“策反”无人武器调转枪口。
“在未来的无人作战中，拥有自主能力的武器系统会不断增加。”石宏举例解释，在水下由于无线电信号难以传播，水下无人潜航器必须摆脱遥控电缆，使其更加依赖其自主航行和决策能力。
这就导向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无人装备必须绝对受控；另一方面，为了让它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又要求其自主能力越来越强。可人类将如何确保那根控制的“缰绳”依然牢固呢？
人类社会在制定法律时，往往是先有问题发生，再根据问题进行弥补。但是相关立法需要全球主要大国共同参与，否则任何倡议都毫无约束力。
历史已提供了冰冷的参照：《渥太华禁雷公约》尽管缔约国众多，但由于主要武器生产与使用国以“保留自卫权”等理由拒绝签署，都让条约的效力大打折扣。当牌局上的主要玩家都选择站在规则之外时，规则本身便形同虚设。
国家间的动态博弈，也削弱了国际条约的稳定性与约束力。一个国家在军控议题上的立场，往往取决于其国家利益和技术能力。当技术落后时，倾向于推动条约以限制强者；可一旦自身技术取得突破，这种优势又会成为不愿被束缚的战略“王牌”。
达成一个最基础的框架性共识或许可以实现。例如，“禁止机器拥有自主杀人决策权”，因为对“机器反噬”的恐惧是所有人的公约数。但在更广泛的限制议题上，或许前景并不乐观。毕竟，无人武器已是各国在战场上倚重的工具。
石宏表示，未来制定无人自主武器条约之路，注定充斥着技术、政治与国家利益的艰难角力，远非一句“不应该这样做”就能画上句号的。
南方防务智库研究员 刘佳伦
责编 姚忆江